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正面临这样的困境。在该所制定的“十四五”规划中，有一个重点布局方向是关于可控核聚变中的理论研究，这也是紧密结合国家重大需求的研究方向。但庄辞说，研究所现有资源很难在这个方向上引进一批优秀的人才。“所里非常希望能够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围绕重大核心问题做一些布局、组织攻关团队，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她无奈说道。

　　　　其实，日本无论是自身的稳定、还是经济繁荣以及大国化进程，都处处离不开中国。这就是为什么近两年来，岸田似乎和拜登走得很近，争相送“投名状”，但实际上他也在很积极地推动日本加入RCEP，加强和中国及亚洲的这种实质性的合作关系，以稳定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就在最近两天，他跑到美国去和拜登“秀恩爱”的同时，又和中韩两国争取要在五月份举办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推动中日韩的合作。这些看似矛盾的表现，正是日本今天面对两难困境和自身国家发展“焦虑”的一个真实写照，美国的焦虑是“霸权的焦虑”，日本的焦虑可是“生死的烦恼”，所以就更显得进退失据、捉襟见肘。

　　　　王贻芳指出，要从总体上推动稳定经费改革，就要从中央财政中额外划出一笔稳定支持经费，具体到如何落实，匹配给谁，怎么定义基础研究机构，不是任何一个部门可以单独解决的问题，需要在中央层面去统筹协调。本轮机构改革后，新成立的中央科技委员会或是一个解决经费问题的很好契机。

　　　　从研发投入总量看，2022年，中国研发经费（R&D）投入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为1951亿元，占全部研发经费的比重为6.32%，相较十年前的4.8%，已是一个很大的提升，但仍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15%~25%的平均水平。王贻芳认为，中国基础研究的问题，一方面与总体的投入比例不足有关，更关键的症结在于，6.32%的经费也没有得到相对合理的分配，造成经费的使用效益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