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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纪检部门的通报来看，周建琨不仅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在思想意识、生活作风等方面也十分堕落。特别是搞“七个有之”，严重违背了党纪。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

　　　　至于美国为什么优先要安排先撤侨，因为它把美国侨民在台湾的安全视作高于台湾民众的档次，一旦有问题，它优先考虑的是把自己的侨民撤走。

　　

　　《生态保护补偿条例》6月1日起施行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进入法治化新阶段

　　本报北京5月17日讯(记者潘卓然)国新办17日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生态保护补偿条例》有关情况。作为我国生态保护补偿领域首部法律法规，《条例》将于6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进入法治化新阶段。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郭兰峰表示，《条例》以补偿为纽带、以激励为手段，坚持生态富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搭建起生态受益者和保护者之间的利益分享机制，让当地老百姓保护生态有益可得，激发全社会呵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将保护生态环境转化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行动。

　　《条例》有利于推动改善生态环境、推进区域间合作、推动生态保护主体的正向激励。郭兰峰表示，此前相关部门密集出台的一系列生态保护补偿政策措施效力不足，新出台的《条例》更具稳定性，能够让参与生态保护主体的预期稳定下来。《条例》还探索形成了“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的流域治理新格局，有利于提升各地区的主体功能，促进经济、社会公共服务等其他方面的合作。

　　生态保护补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近年来，我国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生态保护重点地区的支持力度，补偿资金规模逐年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负责人王心同表示，《条例》的出台从立法层面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入责任，提出了引导社会主体参与的方式。

　　在稳定中央财政投入方面，《条例》在现有的分类补偿方式基础上，明确了国家加大补偿资金投入力度，逐步扩大补偿实施范围，合理提高补偿标准。在鼓励地方政府加大投入方面，《条例》明确了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建立分类补偿机制，加大生态保护投入力度。在调动社会主体参与积极性方面，《条例》提出了社会主体参与生态保护补偿的多种方式，包括建立健全碳排放权等交易机制，推动交易市场建设；发展生态产业，建立可持续的发展惠益分享机制等。

　　《条例》提到要建立生态保护补偿统计体系。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司长胡汉舟表示，统计指标体系的设立既要考虑科学性、合理性，还要考虑可比性和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通过开展专题调研和课题研究，国家统计局联合发改委、财政部共同在国内首次印发了《生态保护统计指标体系》，共设了32个监测指标，重点反映生态保护补偿总体水平，以及各类型的补偿规模、补偿的综合成效。

　　中央财政在生态保护补偿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条例》提出，国家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纵向补偿。财政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司负责人邸东辉表示，财政部同步推进综合补偿和分类补偿。综合补偿主要是通过设立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引导地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支持生态环境重要地区从整体上提升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分类补偿方面，主要是通过中央财政一系列转移支付资金，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水流等生态要素开展保护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补偿。

　　邸东辉表示，下一步，中央财政将继续完善对生态保护的财政纵向补偿政策，推动构建稳定的生态保护补偿资金投入机制，提升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生态保护整体效益。(经济日报) 【编辑:陈海峰】

　　　　记者：今年1月，新闻发言人曾表示中美两军正就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保持沟通协调。请问目前进展如何？今年中美两军还将举行哪些活动？

　　　　专家建议，随着中央科技委成立，下一步应从顶层设计上理顺整个基础研究资助体系，对同类项目进行清理，明确不同科研管理机构的资助定位，比如基金委更聚焦原创性或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以长期滚动资助为主；科技部负责与国家战略需求相关的重大专项和国家实验室，抓大放小，进行“有组织的科研攻关”。